▲张爱玲(1920年9月30日—1995年9月8日)
张爱玲像一条河，人们但见其儿女情长的涓涓水流，却不见其思想幽深之处，写尽了人性的虚荣和荒唐。
中国文学史上，最被大众熟知却又误解最深的作家，张爱玲必属其一。真正读懂她的人却又少之又少，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关于她的误解在流传。提起张爱玲，人们顿时就会起一点复古的、小资的情绪，仿佛张爱玲是属于某个特定年代，描写特定人群的作家。但这真是天大的误解。实际上，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张爱玲无法被任何流派归类，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。· 第一类，忧国忧民，以文学为武器改造国家。鲁迅、巴金、茅盾等等作家，都属这一类。· 第二类，也能救国家，但先要救自己。这一类的作家有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闻一多、徐志摩等人。· 第三类，谁也不救，文字怎么畅销就怎么写，一切以读者需求为第一，这就是鸳鸯蝴蝶派。而张爱玲，就像黄子平教授所说，她是一个“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”。有一段时间，张爱玲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小资消费品，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张爱玲。大众不一定知道沈从文，甚至都不关心鲁迅，但却知道张爱玲的格言，比如“出名要趁早”，这是典型的只知张爱玲的华美，不知她的深刻。鲁迅是作家里的大山，而张爱玲是大河。鲁迅尖锐地面对政治，所以讽刺、谴责，这是儒家的入世精神。而张爱玲将文学从政治拉回民间。她看透了人的不完美，但却宽容他们，这更接近于佛。张爱玲不是顾影自怜、神经质的青年女作家，她悟透了人性中的荒谬和虚伪，但偏偏不像鲁迅那样以激烈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。是故，在那一年，当众人还都沉浸在对“新世界”的憧憬时，她却在参加上海文艺界会议，因着旗袍盛装出席，引来周遭侧目。随后便悄然出走，走得绝决而干脆。她曾说：“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‘荒凉’，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。”就犹如，她在《倾城之恋》中所说的，“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，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”。木心在《谈张爱玲》中说：
张爱玲的遗愿是把她的骨灰撒在荒野上，无奈美国政府不许异物污染土地，主持葬礼的人只好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上。从美学的观念看，荒野与张爱玲配，海与张爱玲不配。
以所谓的“民国”时期，她是绝代才华，与她同登文坛的，不论男女，没得比。她的文学的好处是中国的，非世界的。随你怎样翻译，总要打折扣打到精华大失，能体会张爱玲文章之妙的那种读者，也是极少的。
《对照记》没有把胡兰成、赖雅编进去，她把艺术与生活分开，分得好，不愧是高贵的艺术家。她对自己用了慈悲，也用了傲慢。鲁迅与张爱玲是两路的，而中国除了鲁迅，就是她了。
张爱玲的傲，傲得天真明朗。
但如今的大多数读者在面对张爱玲时，只能看到其华美，但却看不见其思想之深刻。 在这个时代，浅薄无罪。浅薄化的阅读甚至成为一种流行。当人们已经习惯了浅薄时，语言激活的便是生物的本能，人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，越来越简单和极端，情绪也就变得浅薄和粗暴。将张爱玲当做消遣文学来读，不仅是对张爱玲的误解，也是对这个浅薄时代的顺从。她文字中的悲悯精神，恰恰是这个“大合唱”盛行的时代亟需的一味良药，但悲哀的是，张爱玲太独特，也许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她的同行者。“五四”以来的作家写男女之情，基本模式是男性讲文化，唤醒女性，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，被男性的风采所感染，陷入了爱情。还有的女性超越了男性，有的女性和男性分开，但她们都玉洁冰清、相信爱情。很多人就将张爱玲的作品，视作这样的大众文学，因为张爱玲对男欢女爱的描写非常出色。但是，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，却是对张爱玲极大的误解了。假如把张爱玲的《第一炉香》换作张恨水来写，它会变成一个大众流行故事，女主前面堕落，后面受惩罚，因果相报；换作曹禺来写，就是阶级压迫、社会黑暗的故事；但在张爱玲笔下，它变成了人性的故事。她在《倾城之恋》写白流苏，笔法极为写真，今天再去看，这分明就是现代女性的灵魂解剖图。张爱玲正是在人性的层次上，和通俗作家拉开了极大的差距。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，从不偏袒书中的女性角色，而是极为真实地还原了她们的算计和现实的一面。在张爱玲眼里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最终都要回归人性。可以说，读懂了张爱玲，不仅是读懂了鲜活尘世中的底层心理，更是读懂了潜藏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深层人性。为此，先知书店特别推荐“张爱玲作品集”：《小团圆》《半生缘》《怨女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《倾城之恋》。长按下图，识别图中的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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